只是问一下是否有与行星数据开展技术合作的意向，又不是涉及到企业兼并和经营业绩等敏感话题，李远方以为翟爱民他们研究所的主任应该解答得很干脆。翟爱民先在电话里问候了半天，然后说道：“主任，有人想让我帮着问一下我们公司有没有和行星数据开展技术合作的意向。”没想到那个主任只是在那里打着官腔，还把翟爱民给训了一顿，让他不要多管闲事。看翟爱民解释得特别费劲，李远方提醒他说：“姐夫，你跟他说我是行星数据的！”翟爱民无奈地望了李远方一眼，跟他主任说道：“主任，对方是行星数据的人！”但主任在那边却训得更来劲了，说道：“行星数据又怎么了，他们只是一个成立没多久的私营公司，想跟我们合作就合作了，你告诉他，想问这种事应该通过我们上级的主管部门、按照正常渠道来，不能私下里到处打听消息！”然后对翟爱民说他的假期快要到了，绝对不能超假，不能因私忘公，现在所里工作很忙，要求翟爱民最好提前几天回去上班。主任都说出这样的话来了，翟爱民只得向主任保证说他不会超假，然后一脸尴尬地挂了电话，看着李远方说不出话来。李远方想这个主任也太官僚了些，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哪有这么对待自己潜在的合作伙伴的。像这种技术合作是两利双赢的事，要是放在行星数据，李远方和郭海林他们肯定比对方还要热情，不管到最后合作能不能成立，行星数据都是不会得罪任何一个潜在的技术合作伙伴的。消息没有问出来，反而让翟爱民挨一顿训，李远方心里很很过意不去，对翟爱民说道：“姐夫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本来翟爱民对李远方有些看法的，觉得他有点太自以为是，但现在同样是为了自己企业的利益，李远方积极成这样，而与李远方相反，自己的主任那边，人家找上门来了还摆出那副样子，这时就觉得还是李远方让人看得更顺眼些，就向李远方解释说：“远方，我们公司以前是国营企业，在许多领导身上都还保留了长期形成的官僚主义，在体制和观念上跟你们这些私营企业不同。要不这样，等我回去后，我直接去找一下我们公司的老总，我们老总这人不错，比一般的中层干部好说话得多。”翟爱民一提起体制问题，李远方的话就来了，说道：“姐夫，你们公司改制快二十年了吧，上市也有好多年了，一个上市公司里还保留着这么严重的旧官僚主义，我觉得对你们的长期发展不利。按理说研究所的领导是跟技术人员接触的，思想应该比别的任何领导都要开明，对技术方面的问题也要比别的任何领导都要敏感，所以要是连你们研究所的主任都这个样子的话，别的领导就更不用说了。难怪你们公司只在刚上市的时候红火了一两年就不行了，股票价格一路下跌，好像经营业绩也不大好吧。我觉得很奇怪，在这种体制下，你们这个芯片是怎么开发出来的？”李远方指责起自己公司里的弊病，虽然话很难听，但说得确实有道理，翟爱民都不好意思去反驳，只能向李远方解释说：“远方，我们主任不是搞技术出身的，所以技术方面的问题他并不是太懂，主要负责行政和人事、后勤保障，技术方面，他都是放手让各个课题组的负责人自行组织。主任这人也就有的时候爱打官腔，为人其实很不错的，对我们这些技术人员都挺照顾，他自己的住房等方面的条件，还不如我们所里的普通技术人员。我们所里的许多人觉得没有什么前途呆不下要跳槽，都是被主任想尽办法留下来的，否则的话，我们这这几十年来打下来的人才和技术基础早就全没了。为了留下那个在这个芯片开发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博士，主任甚至到他家去向他老父亲下跪。这个芯片的开非我们老总亲自抓的，项目还是他到中央有关部门跟他以前的老战友吵了好几架给抢过来的，据说当时还立了军令状，说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开发不出来或者技术指标达不到要求耽误了新一代移动通信标准的推出，上面给的科研经费就算是他个人贪污的，可以给他判刑。说句实话，要不是有了这个芯片，我们公司很可能在一两年内倒闭。我们原来是从国营企业改制过来的，许多方面都是积重难返，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过来的。”对这些从大型国营企业改制过来的公司里的体制，李远方实在是很看不惯。李远方他们村隔壁的工业园区有个互感器厂，老板跟李远方家很熟。据那个老板说，前几年他们到一个从国企改制过来的公司推销自己的产品，那个公司的一些中层领导竟然主动开口索贿。开始的时候互感器厂因为刚起步，为了生存和发展，对方要多少给多少。但后来那帮人的胃口越来越大，互感器厂本身也在业内打出了一定的知名度，一气之下干脆联合国内许多为那家原国企生产配件的私营企业，大家都不跟他们做生意了，而将花重金开发出来的新一代的互感器和干式变压器等产品卖给国外的一家小公司。与那家原国企正好相反，国外那家小公司是主动找上门来求互感器厂等企业把产品卖给他们的，还提出了许多优惠条件。国外那家小公司使用了新产品后，所生产的高中压开关柜不管从性能、体积还是价格上都比那家原国企有优势得多，竟然占领了国内很大一部分的市场份额，那家原国企被挤得没有生存空间，刚上市不到一年就倒闭了。从原先的国营企业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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