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推求他的名声。这样，那么游说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而君主就能掌握住根本了。孔思请求离开鲁国，鲁国君主说“天下的君主也都象我一样啊，你将要到哪里去？”孔思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就象鸟一样，受到惊吓就飞走。”鲁国君主说：“君主不贤德，天下都是这样啊。离开不贤德的君主，还到不贤德的君主那里去，你自己认为这是能了解天下的君主吗？凡鸟飞走，都是离开惊吓它的地方不惊吓它的地方去，惊吓与不惊吓，并不能知道，如果离开惊吓它的地方到惊吓它的地方去，那么鸟为什么要飞走呢？”孔思那样回答鲁国君主，是不对的。魏惠王派人对韩昭侯说：“郑国是韩国灭亡的，希望您封郑国君主的后代。这就是所说的使灭亡的国家得以存在、使灭绝的诸侯得以延续的道义。您如果封郑国君主的后代，那么您的名声就会显赫。”昭侯对此感到忧虑，公子食我说：“我请您允许我去回答弛。”公子食我到了魏国，见到魏王以后说；“贵国命令我国封郑国君主的后代，我国不敢应承。我国一向被贵国视为祸患。从前晋出公的后代声氏当晋国君主，后来被囚禁在铜鞮，贵国不怜悯他，却让我国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灭绝的诸侯，我国不敢应承。”魏王惭愧地说；“这本来不是我的意思，请客人不要再说了。”这是举出别人的不义行为来为自己做不义的事辩解。魏王虽然无话回答，但韩国做不义的事却更加厉害了。公子食我的善辩，恰好足以文过饰非。魏昭王向田诎问道：“我在东宫当太子的时候，听到先生您议论说：‘当圣贤很容易。’有这样的话吗？”田诎回答说；“这是我说的话。”昭王说：“那么先生您是圣贤吗？”田诎回答说：“没有功绩就能知道这人是圣贤，这是尧对舜的了解，等到这人有了功绩然后才知道他是圣贤，这是一般人对舜的了解。现在我没有功绩，可是您却问我说‘你是圣贤吗’，请问您也是尧吗？”昭王无话回答。田诎回答昭王的时候，昭王本来不是说“我了解圣贤”而是问他说“先生您是圣贤喝”田诎自己于是就用了解圣贤的话回答昭王，这样，就使昭王享有了自己不应该享有的声誉，而田诎在对答时也不省察。赵惠王对公孙龙说；“我致力于捎除战争有十多年了，可是却没有成功。战争不可以消除吗？”公孙龙回答说；“消除战争的本意，体现了兼爱天下人的思想。兼爱天下人，不可以靠虚名就能实现，一定要有实际。现在蔺，商石二县归属了秦国，您就穿上丧国之服，向东攻打齐国夺取了城邑，您就安排酒筵加餐庆贺。秦国得到土地您就穿上丧服，齐国丧失土地您就加餐庆贺，这都不符舍兼爱天下人的思想。这就是消除战争之所以不能成功的原因啊。”假如有这样个人，傲慢无礼却想受到尊敬，结党营私处事不公却想得到好名声，号令烦难屡次变更却想平静，乖良残暴贪得无厌却想安定，即使是黄帝也会束手无策的。卫嗣君想加重赋税来聚积粮食，人民对此感到不安，他就把这种情况告诉薄疑说；“人民非常愚昧啊。我聚积粮食，是为人民着想。他们自己保存粮食与保存在官府里，有什么区别呢？”薄疑说：“不对。粮食保存在人民手里，您就不能得到，这就不如保存在官府里了；粮食保存在官府里，人民就不能得到，这就不如保存在人民手里了。”凡是听到某种意见一定要反躬自求，能详察，那么命令就没有不被听从的了。立国时间长了就稳固，国家稳固就难以灭亡。现在虞、夏、商、周没有存在的，都是因为不知道反躬自求啊。公子沓当周国的相，申向劝说他时战栗不止。公子沓责备他说：“您劝说我时战粟不止，是困为我是相吧？”申向说：“我是很不贤德，虽说这样，但是您年纪二十岁就当了相，会见年老的人却让他战粟不止，请问这是谁的过错昵？”公子沓无话回答。战栗不止是因为不习惯见尊者，让人战栗不止是因为严厉骄横。倘或谦虚恭敬待人而别人还是战栗不止，那么责任就不在尊贵的人了。所以，别人虽说时常有犯过失的，但自己还是不能改变谦虚恭敬待人的志度。别人犯过失不足以责难，用严厉骄横的态度待人则应该责难。重言君主说话，不可不慎重。殷高宗是天子，即位以后，守孝三年不说话。卿、大夫们很恐惧，对此感到忧虑。高宗这才说道；“凭我直己的力量使四方得到纠正，我唯恐说的话不恰当啊，因此才不说话。”古代的天子，他们对说话慎重到如此地步，所以说的话没有失误的。周成王与唐叔虞闲居时，摘下梧桐叶子当珪，交给唐叔虞说：“我拿这个亲封你。”叔虞很高兴，把这事告诉了周公。周公向成王请示说：“天子您封叔虞了吧？”成王说。“我是跟叔虞开玩笑呢。”周公回答说：“我听说过，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天子一说话，史官就记下来，乐人就吟诵，士就颂扬。”成王于是就把叔虞封在晋。周公旦可以说是善于劝说了，他一劝说就使成王对言谈更加慎重，使爱护弟弟这种道义彰明，又因为封叔虞于晋而使周王室更加稳固。楚庄王立为国君三年，不理政事，却爱好隐语。成公贾入朝劝谏，庄王说：“我禁止人们来劝谏，现在你却来劝谏，这是为什么？”成公贾回答说；“我不敢来劝谏，我希望跟您讲隐语，”庄王说：“你何不对我讲隐语昵？”成公贾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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