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并无被窥探隐私的不适，那是因为迄今为止，只有她一个人在面对他的这种悲观时给予了肯定的态度。
在这个到处充满了正能量的世界里，个人的悲伤是不被允许的。积极、乐观是对的，消极、悲观是错的；外向、开朗是对的，内向、腼腆是错的……就算有些道貌岸然的人佯作宽宏，道你无错，却也免不了施舍你一些同情或怜悯，而那施舍的怜悯背后便是对你这份与他背道而驰的负向情绪的否定。其实说来说去，正负之分，对错之别，终归不过是人定。多数人承认的，便成了真理，少数人坚持的，便难登得大雅之堂。
孔安笑了笑，他没有说，其实，就连那首输在“太悲”上的《孤雁》，也是经恩师林方生修改过边角的。他还记得林老师对他说：“我理解你想要表达的东西，但参加这种比赛，还是要收着点。”
林方生是一个能自洽于世俗社会的艺术家，他能在保持自身创作自由的同时向世俗的规则作以适当的妥协，也只有如此，才能获得世人钦羡的名利双收。这一点，别说是孔安，就连吴桐，也难以效仿。然而，他们如今的无名与落魄，却并不能简单以个体性格论处。
五年来，文艺界在浮华与萧条的岔路口走向扭曲，一面是资本横行下批量生产的工业化审美，一面是阶层压迫中日益深植的标准化思想，越来越疯狂地挤压着艺术的创作空间，统占着大众的自由意志。如今纵使林方生在世，恐也难像从前般自洽，他要么是像吴桐一般避世自乐，要么就得要再妥协一些，头再低一点，腰再弯一点，方能在这狭小而几欲窒息的文艺空间里存活下来。
于是，人们可以看到，甚或开始惋惜，像林方生这样的大师的离去，已带走了一个辉煌的艺术年代。他们一面沉浸于快节奏、碎片化产品给大脑皮层带来的多巴胺刺激，一面痛惜于那些随大师而去的经典作品——审美绝非完全主观，人总是能分出好坏的，再没有学识的人，也能从四大名着、唐诗宋词与地摊黄色杂志中辨出个好坏，尽管在实际的阅读中他们往往选择后者，那毕竟能使他们获得更直接的快乐——不必思考的快乐。
当然，人们的痛惜还在于近年来再没有了能够流传的、反复回味的文艺作品。音乐、电影、小说、散文无一幸免，就连一向居于时尚前沿的t台走秀也在千奇百怪的骂声中变得愈发保守谨慎。手机页面上一划而过的段子、神曲，大都只能存在于那一刹的流量之中，时间从不会给它们留任何薄面，被历史淘汰在今天看来也不算羞耻。
这些痛惜的人们同样痛恨着另一批人，那是一批叫嚣着他们只需要这些短平快、高刺激的娱乐品的人，他们不需要那些冗长的文字、安静的音乐去加注他们在工作中蓄存的痛苦，他们只要以娱乐为内核的文化品来抚慰被社会摧残过的心灵……他们的声音太大了，压过了那些珍惜艺术的痛惜者，以至于全社会都只充斥着对只供娱乐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喊声。于是，文艺作品便低下了曾经高昂的头颅，降级为通俗白话、短小洗脑的快餐产品，并意外得到了一个“满足大众需求”的美名。
这个过程意外的顺利。只因艺术跌落神坛，恰是平民所乐见的。
所以，真正的文艺创作再难出新。
其实，何止是崭新的创作，哪怕是早已创作出来、经时间考验成为经典的文艺作品，也在日益紧缩的社会环境下被审判、阉割，把那些体现艺术精髓的人间悲苦转化为人人可喜的“正能量”，成为太平盛世里最平庸不过的一点装潢。
这绝不是笃定了艺术的内核是悲剧，只是艺术家的悲喜自由心定，如果你愿意承认艺术的内核是自由，那么就理应给予艺术家一些“独怆然而涕下”的宽容。但显然，这份“怆然”于这歌舞升平的盛世已过分奢侈。
纯熙问：“你回去以后，还想继续做音乐吗？”
“不知道。”孔安说，“这不是我可以选择的，看机会吧。”
机会，是可以创造的。纯熙在心底说。从小到大，她所遇到的每一个机会，都是源于自己的亲手创造。但她却并不愿在孔安面前炫耀此事，她所有引以为豪的激情和创造，在孔安隐秘的骄傲里，都变作了庸俗的尘埃。
纯熙隐约可以猜出，孔安如今对音乐的远离，是出于对音乐的尊重。她看着台上唱歌的业余歌手们，笑道，“你还没有告诉过我，为什么去打光？真的能赚钱吗？”
孔安明白她的意思，打光确实赚不了多少钱，甚至没有这酒吧里的驻唱歌手来钱快。
况且，在纯熙看来，他还有旁人羡慕不来的本钱——以他的外表，随便拍个短视频或直播，哪怕是不动嘴，都能在物质上获得比现在优越几倍的处境。
但纯熙却想象不出，如果最初，她是在这种场合看到孔安，听到他唱这些融于嘈杂的流行曲，是否还会对他一见倾心。不是因为音乐会比酒吧驻唱高贵，而是她一向认为真正的音乐需要一种沉浸的环境，和一种沉浸的温度——这是觥筹交错、人声鼎沸的狭小酒吧给不了的专注，并且，这份专注更不可能存活于那些只被切割的、反复重复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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