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丢了一棵树在院中，对花草我不通一窍，不知道它的名字，但我和内子不时经过，都很喜欢它。树高尺余，枝干苍劲，蓄势待发，披枝横迤怒走，如一盆景，被我移植到家中点缀阳台。其实秋季不适合植物移植，但它坛土曝露在外，若不移植就要枯了。为减少水分流失，我大刀阔斧进行删剪，只留四五长枝，还有数片叶子零挂树梢，赫然挂了北方清秋时树木的相。去图书馆借书时，聆听父亲摆在书架一侧，静如花树，悠然而立；不打眼的封面就像不和群的小孩，任他旁人笑语，顾自玩自己的。我喜欢这种静与素，像深夜里的人审视自我。书的作者是台湾作家张大春，父母是山东济南人，四几年国军撤退时跨过海峡做了对岸的人，他也就成了生长在台湾的山东人，据说在台湾文坛很有些名气，记得阿城或朱天文赞过他。阿城和朱天文的文章我都喜欢。阿城的闲扯，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味道；朱天文文章字眼里冒出幽幽之凉我亦喜欢。张大春这册书很得我意，人事都与山东关联，时不时蹦出的山东土话感觉亲切。那些土话在故乡时自己也不断说，但是离开久了，乡音已迷失在普通话里，在别人的文章里听见乡音犹如他乡望见故乡的月，分外明。聆听父亲是个容易会错意的书名，其实，它是张大春写给自己孩子的书，父亲是个借指，指自己以及祖家的先辈——整个济南懋德堂的张氏家族。每个家族都有一部述而不作的秘史，里面的故事或远或近，通过长辈们有意无意的述说，成为孩子最早听到或者借鉴到的经验之谈。其中，有家规、经验、反思以及自省，长辈们零碎的说，一点一滴渗到孩子的骨子里。聊天在山东土话里叫拉呱，或者是拉闲呱、闲拉呱“呱”一般指事、典故、故事。拉闲呱时没有固定的状态、姿势，可以随时跳出故事，也可以随时跳进故事，象意识流。张大春就这样讲述故事，有时正讲得趣的故事突然就蹦到了跟主题无关的事上，随即又在适度的时候拉回来，故事并不杂乱，人物如刻在雕版上的线条，清晰可辨。这本书来对我而言，与其说是阅读，不如说在听张大春拉他们家族的呱。我觉得好文章应该是“须弥藏芥子，芥子纳须弥”一枝花见一世界，一木看到人世浮生。这种文章写来不易，像如椽巨笔在方寸纸间绘仕女望春山，仕女要眉目清楚，山要淡而有影，不能只写意，还要工笔。聆听父亲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人伦载着家道国运，三者交织在一起。作者由人到家族，人在家族里行走，家族在国运里颠簸，国运成为远景，淡而有影衬照着人。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张氏家族五代人生活的底色。作者无意浓抹那个时代背景，只说家族以及家族里的人。社会就如一场风，无论顺风逆风，人都行在风中，从他们被风吹荡起的裤管衣角间，能看到社会背景的激荡。因此，这是一个家族的琐碎记忆，不是传奇，更不是个人传奇，这是家族里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在变革时代家族里的小事。说国、谈民族，这些太大，太远也太深，回来说家族还是要说人。人们往往说人类是社会的主题。其实，这话太高深，也太空洞，单个的人放进社会，就如显微镜下的细菌，无足轻重。只有把人放到小的更为局限的环境，比如家庭里，才能感觉他的大，犹如小孩仰望父亲，发出高山仰止的感叹。张大春在聆听父亲一书中的表现大抵如此，后辈仰望先辈，仰之弥高。没有这些具体的先辈就没有自己，他们是根，张大春循着根系一路上溯，在张氏家族生发出来的庞大树脉上追寻自己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以及父亲的同辈和朋友，最终寻到逻辑上的自己，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我从那里来，到何处去。书的创作过程，也就是作者寻找根系的过程。因此，在聆听父亲里我们看不到主角，又都是主角，你（未出生的孩子）是个听故事的人，而“我”是个讲故事的人；我们是故事里的人，又都是寻找故事的人。逻辑上的张大春包括肉体和灵魂，缺一不可。肉体是父母赐予的，灵魂虽然受到外界的各种影响，但我们接受的来自父母、家族的思维方式，一直是灵魂的基石。从启蒙开始，我们就在学习父母经验论的模仿中长大，然后再接受他人的思维方式。这种最初的习惯最难更改，张大春就在书里再三提到曾祖母的家规：“饺子，猪肉馅儿的要和韭菜，牛肉馅儿的要和白菜，羊肉馅儿的要和胡萝卜。”这与其说是曾祖母的家规，不如说是曾祖母的认识，一代一代通过祖父、父亲传到张大春这里时，生活常识就成了天经地义的公理——最后转化成哲学的思维方式。每个人的习惯、思维方式的一招一式都有来头，来自父辈们的先验论。这些先验像琐碎滑稽的噱头，却是一个家族本色的精魂。人就在这种滑稽的精魂中成长，在潜移默化中继承着这种无厘头的精魂。当然，在这个出过读书人、出过生意人以及伶人的家族里，还有另外一些精魂，比如旧国学的对联、书法、胡琴、戏曲诸如此类——属于民族精神的魂魄。张大春说这是写给未来孩子的书，我以为他的读者应该是三十岁外的人。人到了这个年龄有了责任，也有了沉思与反顾；曾经潜移默化得来东西，渐渐的化成审美的思维定势，在沉思与反顾中释放。张大春的沉思与反顾里还有父亲的乡愁。父亲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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